豪華朗機工的<幻流行光>(Poetry of Light)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在二零一九年以「音樂理想國」之名所辦理的公共藝術徵件中其一入選作品，也在二零二零年台北白晝之夜進行插電展演。
二零二零年第五屆白晝之夜「南港通電」在南港流行音樂中心周圍舉辦，為一場快閃十二小時的活動。在白晝之夜這一個場域中，流行的元素與在城市藝術節產生了奇觀和奇幻的空間。除了對音樂與光線結合的審美型態，在場觀眾在流行文化氛圍下感受公共藝術。
在資本消費社會裡，城市藝術節成為城市場所品牌營造的的常規功能（註1）。白晝之夜正也是一種“場所營銷”(place-marketing)和“品牌”(branding)實踐。在白晝之夜中，群眾們像對白晝之夜品牌的朝聖 ; 對這個品牌、市場、消費、社交網絡表示認同。Jean Baudrillard 將媒體文化看作是一種文化工業，這一個概念出自於他對媒介形象製造以及對擬像效果(simulacrum effect)的研究聞名。我們今天對某個場景的想像亦受媒介符號學的影響，除了傳遞的系列景觀均為社會編碼的一部份外，主流媒介亦在意義生產中扮演著共謀的作用，影響著我們對這一個景觀的詮釋以及感受性。
雖然電腦燈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以電機控製的筒子燈(PAR燈)的形式出現在派對及演唱會上，但真正的電腦燈，出現在80年代中後期，由電腦電路、電機、光源三大部分組成。以電腦電路接收及發出命令、以步進電機組成機械部分，分別帶動轉輪、調光、聚焦，並且管控高品質光源。這樣的燈光技術一直在舞台上扮演著襯托演唱者的角色。
舞台裝置Vari-Lite 系統正式啟動的時刻，圖取自：Richard Cadena, Automated Ligh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Moving Light in Theatre, Live Performance, Broadcast, and Entertainment, p.21
<幻流行光>作品中，數個大型舞台燈以圓形排列在舞台的邊界，利用程式語言編制舞台中的精密機械，整體式地規畫燈光的照射角度，使得光線交錯。電腦燈配合著音樂節奏瞬間擺頭，發散出顏色變化的光束，以光色及亮度渲染氣氛，逐漸形成了一個變化莫測的環。光線效果往天空以不同漸層的角度照射，相互穿插創造出一個迴圈與圓柱型向上延伸的通道。<幻流行光>是一個光線的雕塑，帶給觀眾一個融合性空間與多媒體的綜合體驗。當公共藝術遇到了藝術節與流行音樂時，討論的範圍從機械視覺、表演的美學轉到大眾文化與流行語彙對個體感受力的影響。
2020白晝之夜中<幻流行光>的燈光展示效果，陳奕如攝影
2020白晝之夜中<幻流行光>的燈光展示效果，陳奕如攝影
大眾傳播下眾人對符號的的共同理解
在多媒體、網際網路的普及下，即便是不同族群的人，也可能有著共同記憶，如夜總會、演唱會，或來自於科幻電影的虛擬記憶，影響著眾人的想像與詮釋力。現實世界與虛構世界之間的界限正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記憶中，也有大半部是從媒體上讀到的經驗。大眾多媒體文化符號內涵的重要性甚至已超過我們觀看著的作品本身。
馬賽爾．丹尼西(Marcel Danesi)對符號學中的媒介與文化提出看法：「文化符號學(cultural semiotics)為特殊文化語境下的人類符號活動。適用於分析符號，文本及表意當代大眾媒介所運用的實踐。這種符號學範疇把人類文化視為彼此交織的文化系統所組成的網絡，日積月累構成「符號域」(semiosphere)」。（註2）隨著媒介的變化，文化的符號系統也發生變化。馬賽爾．丹尼西稱此為「媒介化了的表意活動」(mediated signification)，來闡釋以媒介為基礎的符號和文本的使用，對個體以及文化產生的影響。「媒介是對人類的拓展」一主張堪比符號學學者皮爾斯(Charles Peirce) 所提出來的概念：「符號是對感覺和知識操作的拓展」。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Alice in Borderland)、《天際浩劫》（Skyline）外星人入侵題材科幻災難電影中，總有數個雷射光掃射地表的名場面。當觀眾走進在<幻流行光>的聲光裝置中，在上述符碼的再現下，他們彷彿親臨場景，成為當下的主角，或他者心中的配角。
《天際浩劫》（Skyline）影片截圖
新媒體公共藝術的審美觀從傳統審美上的雕塑性與空間感的討論擴展到觀者的認知分析。將新媒體的技術運用在公共藝術上讓觀看的過程充滿著空間與媒介性(mediality)。進入多媒體裝置空間中的觀眾憑著自己對電視、媒體的記憶，以及對科幻電影場景的共同感受，在這一個時空中所重新創立的一個新的體驗、新的真實。
感官經驗的轉換
<幻流行光>裝置啓動時，音樂響起，燈光的在場、消失、漸弱，燈光與音場塑造了整個舞台，建構一個環繞於我們的世界。現場是什麼都沒有的一個空場舞台，微弱燈光，緩緩從外圍升起，配上一開始空氣感十足的音場。當插電表演開始時，新媒體公共藝術在室外形成了一個事件。秉持著不同心態進場的人們，好似場內的角色，滑著手機、拍著照、錄著影，靜待什麼發生。隨著太空漂流感音樂響起，舞台燈各自轉換著角度，不同顏色的光束，以不同角度射向天際線，舞台燈隨著音樂擺頭，一會兒構成了網狀結構。觀眾仰頭望著，這些舞台燈的外型不禁讓人想到監視攝影機鏡頭。緊接著，舞台燈頭自由旋轉，掃過舞台上的人群。音樂驟停，機械燈統一低頭，聚光效果在舞台上投射成一個光場，群眾一陣騷動，彷彿靜待著、仰望著。之後，換了個音樂的章節，光線冉冉升起，從一開始的令人恍惚、出神，漸變成沙發酒吧的氛圍，讓觀眾更鬆弛舒緩，對四射的光束有了更多想象空間。
在進場後，音樂所建立的氛圍幫助觀眾對燈光與音樂效果進行想像，與自己既有認知系統結合、相互對比。這類似於沙特Sartre所說的主動的想像(intentional imagination)。我們對某客體的認知將是與某種綜合行為相關的，其中包含了我們在認知結構中對客體的某種知識和某種“意圖”。這一個對客體認知的意圖性將可能決定我們理解到的對象本身。觀看某物件的情感記憶將引導意識超越感知。薩特提出的問題不僅是我們眼前的想像力和圖像是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面對一個客體時，自己的情緒以及記憶如何、我們是如何想像它的。對於一個虛擬記憶的再現，以及與真實空間以及場景的交織。與其說我們投入到作品中，不如說我們是進入那個場域，帶著一種有目的性的想像(intentional imagination)與一種既定的意識方式(mode of consciousness)認識它。
在沈浸到這樣的世界中後，觀者回到自身的認知，並試圖著理解它。在當代社會多媒體媒介的影響下，個體的感官經驗建立在具有電影，小說，電玩等等具有識別性的符號上。如對外星人入侵的「擬象效果」(simulacrum) 有共同的記憶。即便它們為虛擬的場景，除了視覺效果外，我們仍記得它們當下的意涵及我們那時的情緒波動。當我們進入作品場域，除了面對作品的單一感受外，對於科幻、監視系統的想像力與感受性亦能擴張自己對作品的感知性。不過，根據不同個體經驗、進場時段，我們也有可能將場景聯想到演唱會舞台。
每一次觀眾在場中自己對作品的想像均為作品創造了生命型態。不同於科幻的場景的緊張、刺激，隨著音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豁然開朗、與隨你怎麼詮釋的快樂感、片斷性。城市景觀與實質空間也成為觀者在面對自己的記憶中對符號認知的一環。
註釋：
1. David Mercer & Prashanti Mayfield. “City of the Spectacle: White Night Melbourn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2015. http://dx.doi.org/10.1080/00049182.2015.1058796
2. Marcel Danesi <關於媒介與文化的符號學>，收編於Paul Cobley，《符號學叢書：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南京大學出版社 p.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