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名鎮民聯署之下，警察強行將梵谷安置於醫院中接受治療，這個反覆確認患者失去理性徵侯的漫長過程，最終使他在1889年5月，自願住進法國南方羅訥河口省聖雷米的精神病院。肇因於疾病與俗世隔離，擴張了北方殘存記憶與感官認知，依靠本能所留下的《星夜》、《夕陽下兩位農婦開掘積雪覆蓋的田地》與《悲痛的老人》，是他克服生理限制的激烈辯證。
如果解除隔離意味著一種回歸理性與解脫，那這份心有歸屬顯然不包括他，與梵谷葬禮相伴的《囚徒之圈》，就是將「理性有罪」的控訴，帶進人生謝幕的經典之作。畫中詮釋一群囚犯在幽閉恐懼的監獄院子裡圍成一圈繞行，周圍被高牆包圍，囚犯遊行的隊伍被象徵理性的偵探監視，以表達對禁錮的永恆抗議。
儘管無數人至今仍在研究及思索，科學與工具理性是否提早封閉了梵谷這座創作源泉，但卡謬(Albert Camus)已經在《瘟疫》裡預示，理性不會只拘束個體，因為「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而且習慣於疾病的絕望處境，將比絕望處境的本身還要更糟。
Vincent Van Gogh 1889年隔離下的創作《Self-Potrait》 圖片來源:WIKI
從個體到大流行病中的群眾隔離
梵谷離世的若干年後，在極端民族主義的錯誤驅策之下，1914到1918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科學與工具理性發揮到了極致，造成將近一千萬人死亡。然而，理性的副作用捲起最大夢靨，各國不僅為求戰果擴大隱匿大流行病、無法傾全國之力投入公衛防疫，主要參戰國如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為避免影響士氣，由檢查員嚴格管制媒體報導疫情細節。最終，爆發於1918至1920年間的西班牙流感，這個名字取得很糟的傳染病有極大可能源於美國堪薩斯州，後來感染了當時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有將近五億人確診，約一千七至五千萬人死亡，而台灣也約有五萬人因此病逝世。
Edvard Munch《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 1919》圖片來源:WIKI
醫學插圖之外，以西班牙流感作為創作核心的作品甚少，但《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 1919》圍繞孟克(Edvard Munch )確診後克服流感的肖像畫，帶著特殊色彩和起伏線條，以極為空洞的臉龐、無法聚焦當下的雙眼，比起流感本身的病痛，說明孟克除了面對自身剛起飛的藝術成就，因無盡頭的流感橫行減少各國展出之外，肖像畫突顯群體被隔離當下的徬徨，以及面向未知恐懼的無力。
毫無疑問地，早年曾罹患焦慮症，深受幻覺困擾，甚至曾接受飲食控制及「電氣化」神經治療的孟克，以極為脆弱的條件克服確診後的生理折磨，無疑是倖免於全球流感的幸運兒，其後的創作生涯也漸趨平順。不過，奧地利天才少年席勒(Egon Schiele)卻沒有受到上帝的眷顧。
Egon Schiele《The Family》 圖片來源:WIKI
少負盛名的席勒，創作不僅震驚當代藝術世界，更克服一戰戰敗國物資缺乏的侷限，攀上創作與名聲的頂峰。但西班牙流感除了將席勒帶進墳場，從生前未完成作《The Family 1918》，也發現席勒對家庭嚮往的遺願，由當時已懷孕的妻子(Edith)、姪子(Toni)以及被蹲坐父親席勒所圍繞的連環肖像，有效地構築了各自圖形的飽滿，同時保持對等獨立的視覺突出。只有席勒是帶著微笑的，因為他是妻子被流感折磨與群體隔離的黑暗中，唯一仰賴的光，待妻子驟逝，席勒亦旋即撒手人間殞落，留下一幅永世不會圓滿的家庭。
新冠病毒與相對剝奪
西班牙流感之後，理性重新主導了制度與疾病防治，例如歐美率先通過了公衛師制度，並在21世紀初已開始預估大流行病下的政經隔離步驟及產業衝擊。不過，理性因為傲慢終究留有縫隙，讓新冠病毒有了可趁之機，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薩拉馬戈在《盲目》中預知，號稱理性之人不具有理性的行為，多國甚至真實上演了《盲目》的想像:「疾病在人群中擴散開來，城市陷入大亂狀態，當局下令將盲者全關進精神病院，但進入病院之中同樣面臨考驗，因為沒人看得見，病院裡的盲者恣意將心中的罪惡念頭化做行動，爭搶物資、械鬥傷人，隨處便溺與家暴。」
已超過7百萬人確診的事實，再次標示著此次大疫跟西班牙流感遠遠不同。一百年前是通過慢動作的手段，如電報、蒸汽船、報紙等，在全球範圍內首次報導和部分宣傳疫情的大流行。相比之下，新冠病毒是如子彈般迅速且無分晝夜的全球性媒體事件，它在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上引起人們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
標誌性的威尼斯雙年展與巴塞爾藝術展開始延宕，各國地區性的展會、畫廊個展甚至停辦，然而，對於藝術家而言，新冠病毒與西班牙流感爆發最大的差異，就是百年前的藝術創作同步隨經濟與個體隔離而趨緩，但拜科技所賜，活在新冠病毒當下的藝術家，除了要面對群體隔離與罹患染疫的恐懼，同時多半得接受很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Ellen Sheidlin《Me after of Quarantine》 圖片來源:Instagram
俄羅斯新銳藝術家艾倫(Ellen Sheidlin)對著instagram450萬訂閱者，強勢地展現隔離下的身體、慾望，並摸索消費主義在網路的最遠邊界。艾倫身處在疫情極為嚴重的俄羅斯，將帶有工具理性的社交媒體拓延與連結藝術創作，在這個將近五百萬觀眾的虛擬展間裡，日常隔離的艾倫蛻變為行為藝術的連續展演過程，透過肖像攝影作品《Me after of Quarantine》，隱喻積累晦澀昏暗的隔離個體，亟待潔淨介入履新，艾倫投射給所有經歷隔離的群體，同時也在保留世代記憶的虛擬展覽中，引來藝評賞析與觀者回饋。
艾倫真實因應時局革新的數位行銷，不僅解構了藝廊與拍賣公司的虛擬銷售模式，艾倫帶給了創作延宕與停滯的藝術家巨大的壓力，與比較下的相對剝奪感，相較於西班牙流感時期的創作者，今天藝術家在隔離的每分每秒當下，經由網路，還得承受被世界拋棄的無助，不知何時才會獲得救贖。
走過百年抗疫，從個體隔離到群體隔離，這些知名藝術家透過肖像，除了抗辯理性的極限，同時都在隔離與人際疏離中，重新關照當下自身面對未知恐懼的面貌，唯有透過百年比較與細部聚焦，我們才得以窺見能克服疾病的不會只限於疫苗，堅持創作的氣魄往往彌新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