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年代，政府的財務窘促，連小學興建新校舍皆需仰賴家長們的捐款，因此早年的公有建築物只求從無到有，滿足遮風避雨功能的基本需求而已，對於都市公共空間絲毫沒有概念。迨至七○年代以降，台灣的經濟生猛發展，開始大力建設，就常聽聞「最大」，如興建於八○年代的前台灣省立美術館，就號稱是全亞洲最大的美術館，當然所指的面積是包括了園區的面積，而非樓地板面積，更非以收藏品的數量稱大。不過至少對於建築物外圍的公共空間開始注重，所以台灣省立美術館有碑林、有雕塑園區。

 

七○年代中期，台灣的建築教育界引進歐美的「都市設計」觀念，當時的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的研究生們或翻譯外文，或自行撰述，內容包括中國北京、美國費城暨華盛頓，印度香地格 (Chandigarh)等案例，將國外的「城非一樹」、領域行為等理論從英文轉化為中文，相關文章結集成《都市設計專集》一書出版，為台灣的都市設計開始催生。身為指導教授的白瑾特以「參與性的都市建築教育」為序言，指陳台灣建築『最終方案往往是一棟一棟互不相關而少協調的單棟建築群拼在一起，缺少整體目標、計畫準則，更缺乏全盤及長期實施方針及策略。』他提出「參與性的都市建築是我們所尋求的」。

 

時隔四十餘年，雖然我們自八○年代起執行了都市設計的政策，然而環境變遷的速度更快，台灣並非所有的都市實踐，加上某種程度對政策的曲解，所以台灣的環境在眾多水泥方盒子的組合之下，顯得依舊灰黯不當。以第一個執行都市設計的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為例，自1981年8月起該區內的建築物必需經過審議的程序，針對建築設計的量體、造型、色彩、材質等，景觀設計、交通系統、廣告招牌設置、天橋暨地下道連接等相關事項，接受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通過後才能依法取得建照施工。1988年審議的範圍擴及全台北市，1991 年審議的內容增加了土地使用管制，1999年演進為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可惜這些作為的對象排除了公有建築物，以致於信義計畫區內被視為醜陋的建築皆屬官方所興建。

 

台北信義計畫區採大街廓整體開發，所以沒有台灣都市中典型的零星的、線性的建築物分布在區內，使得環境的雜亂消減，很難得地呈現台灣都市所企需的秩序感﹔同時強調開放空間，所以建築物的鄰棟距離所圍塑出的空間沒有壓迫感，開放空間所凝聚的活動帶來人潮，促進了區內的商業經濟﹔從基隆路至信義路之間南北走向的徒步區，加上連續性天橋的串接，落實人車分道的理念，讓人們免於汽車的威脅，是台灣都市空間中罕有的人性空間﹔拜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下的公共藝術政策，區內的公有建築物皆設置藝術品，而區內所謂的豪宅也莫不以擁有藝術品來提高身價，可惜這些藝術品缺乏整体的介紹，以致存而不在，並沒有被大眾欣賞，如果能加以導覽，讓大眾知曉體驗，讓都市設計的功效被瞭解肯定，對於提昇台灣的公共空間水準勢必會有所助力。最初信義計畫區以住宅區與區域性副都心為目標，隨著時代遞演數度修改，1994年的計畫構想含括國父紀念館，並向北延伸至松山菸場，冀希發展成市政中心、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但是從巨蛋落腳於松山菸場，巨蛋的規劃內容偏重商業發展，顯然地作為文化中心的目標是空談。信義計畫區實不缺商業區，台北市民更需要的是綠意的都市公共空間，我們總會援引國外的成果作為典範，如法國巴黎香榭大道、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等，令人扼腕的是我們總是羨慕，而無法真正在生活中享有。

 

當我們艷羨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的美麗市容，進一步研究就發現都市公共空間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建築物的實體固然很顯眼，極易為人所看到，但是建築物周遭的虛體－廣場，開放空間、河州、綠帶等－更重要，因為有了虛體的存在，方能襯托出實體的價值，而都市設計的主要課題之一就是虛體。當我們感到台灣建築物「大而不當」，這正反映了我們太偏重實體的營建，偏廢了虛體的設計。日本著名建築師蘆原義信的《外部空間之構成》、《街道的美學》與《續街道的美學》等著作，闡釋了頗不落俗的的建築美學，讓人們以不同的眼光流連在街頭，體驗生活周遭的環境。建築物是都市的軀體，公共空間是都市的靈魂，沒有靈魂的軀體，甚至軀體殘缺，正是台灣環境的寫照。

 

巴黎於1852年在市長霍斯曼（George-Engene Hausmann 1809 － 1891）的大力建設之下，開闢了被世界各大都市仿效的林蔭大道，在大道的交叉處設圓環，更規範建築物的立面、高度與細部。當時規訂面臨道路二十公尺的道路兩旁建築物的高度以二十公尺為限，使得路中央至屋頂保持45度的關係，以便居民有良好的日照採光與通風，同時不致於造成空間的壓迫感。所有新建築物的樓層高度必需統一，也就是鄰棟建築物的樓層彼此之間位在同一水平，避免雜亂的高度造成錯雜的意象，並且要求一律以石材作為立面建材，在二樓有露台，採光與通風。即使霍斯曼於1870年離職，他所訂下的都市設計準則始終被恪守遵行。在他任內，沒有「大」的建築物，可是巴黎因此贏得花都的美名。

 

美國首都華盛頓承襲巴黎都市設計的理念，而且更進一步以十字架的方位配置相關的重要建築物，東側的國會山莊與西方的林肯紀念堂對峙，南北軸上是白宮與傑佛遜紀念堂對峙。東西與南北兩軸線的交點不遠處安排國父華盛頓紀念碑，藉由巧妙的配置彰顯美國立國的民主精神，這些建築既不大也不高，但是與公共空間融合，反而令人印象深刻。華盛頓特區寬廣的綠帶陌區（The Mall），兩側分佈著眾多博物館，中軸上則是二戰、韓戰與越戰等紀念碑，公共空間的意涵豐富深遂，華府的公共建築暨公共空間具有宏觀的遠見，著實令人為之欽佩。

 

巴黎的林蔭大道，華盛頓的陌區皆以綠色的開放空間為軸，顯然綠色空間是一個較完好都市所不可或缺的元素。美國東岸歷史最悠久的波士頓足堪作為另一個借鏡。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佔地五十英畝，是波士頓翡翠項鍊（Emerald Necklace）的一環。翡翠項鍊，顧名思議是波士頓綠色公共空間的大計畫，計畫將市內一半以上的公園串連，全長有七英哩，面積達1100英畝，可以直接造福周邊的三十萬居民。毗鄰公園的大眾花園（Public Garden），園內有一個湖，造型吸引人的天鵝船盪漾湖面，乘坐天鵝船是大眾喜愛的悠遊活動。園中少不了許多紀念偉人的雕像，一隅有911事件的紀念碑，但是這些作品都莫及「讓路給小鴨們」（Make Way for Ducklings）受歡迎。該作品源自麥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1914 ~ 2003）的繪本，故事描繪波士頓警察友善地為母鴨指揮交通，好讓她帶著八隻小鴨過馬路。1987年，雕塑家舍恩（Nancy Schon，1928 ~ ）將故事具體化創作雕塑品，安置在大眾花園。從此「讓路給小鴨們」成為無數孩童們兒時記憶的一部份，因為他們莫不在母鴨或小鴨的身上或攀坐過或留景過。從這件作品，印證藝術品在公共空間有無窮的魅力，只要貼近生活就自然地會深受大眾喜愛，「大」絕對不是必要的條件。1991年布希總統夫人特複製該件作品，致贈予蘇俄作為美蘇簽訂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禮物，想不到在公園中的小品藝術居然有外交的大效益。

 

同樣也是公園，紐約中央公園固然以大知名，然而公園內的藝術品更增添了公共空間的意境，使得中央公園不單僅是綠意空間，而是人們喜愛的場所。位在中央公園西側，第72街入口處的小廣場，地面有一個黑白大理石拼貼出的大圓，中心寫著「IMAGINE」－這是紀念六○年代知名搖滾樂團披頭（The Beatles）成員之一的藍儂（John Lennon，1940~1980）。藍儂於1971年移居紐約，就住在中央公園西側的公寓，當年他是反戰的急先鋒，如《給和平一個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與《想像》（Imagine）等歌曲充分表白了它對追求和平的理想。就在《想像》出片三周之後，藍儂在公寓被狙殺。在四十五歲冥誕之日，藍儂的紀念碑「永遠的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完成，從此這個並不很顯眼的地舖面成為眾人悼念與留影的場所。「永遠的草莓園」的名稱是引用披頭樂團於1967年所發行的唱片＜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中央的《想像》傳達著藍儂我們都是「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同一個人」(we are all one country, one world, one people)的理念，希望世界上的人們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無論是10月9日的生日，或是12月8日的忌日，總會有人刻意地獻花，擺出和平的圖像，為中央公園塑造了一個吸引人的地標。與「永遠的草莓園」相對稱的東側處，英國小說家爾洛爾（Lewis Carroll）筆下的愛麗絲生動地座落在綠樹之下，愛麗絲的愛貓攀附著她的右手，右後方的樹枝上棲息著柴郡貓（Cheshire Cat），前方分別是穿著禮服的兔子與帶著高帽的帽商，在蘑菇座椅的下面趴伏著一隻蜥蜴，另一側是一隻蝸牛，童話故事中的角色幾乎都到齊了。也像「讓路給小鴨們」，這件作品可以有攀爬的樂趣之外，還增添了躲藏在蘑菇下的隱身趣味。《愛麗絲夢遊仙境》是虛擬的童話，在現實的公園中提供了歡樂的想像，公共空間的建設因為有這些人文因素的藝術品介入更形美好。

 

都市設計的著眼點不僅限於法規，更關注人文景觀，極力促成優質都市空間的誕生，建立有秩序的都市價值觀，提昇環境品質。反觀台灣，從早年學院中觀念的萌芽，繼而政府機構的實踐，台灣都市在不及半世紀中的遞演歷程之中，過於著重於硬體的建設，公共空間缺少人文藝術的氛圍，以致乏美而醜陋。公共空間是都市的靈魂，沒有靈魂的軀體，甚至軀體殘缺，正是台灣環境的寫照。公共藝術可以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讓台灣的生活環境改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