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聖"繪畫，是指通過塑造最高統治者個人形象以頌揚其功績的繪畫。這類繪畫在歷代中國繪畫中都有出現，在1949年後尤其發達。

 

1949年後的頌聖繪畫緣起延安。1933年在延安出現最早的毛澤東（以下簡稱毛）木刻像，雖然風格不太統一，但少量作品中的毛尚能有常人姿態。此後天地翻覆，以平視角度描繪領袖的作品就不復得見了。

 

中國1949年後的頌聖作品，大體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66年，俗稱“十七年”，是“常規頌聖”階段。第二個時期是66-76年，亦即“文革”時期，是“狂熱頌聖”階段。第三個時期是76年以後，社會格局有變，但頌聖尚有餘溫，算得上“後續頌聖”階段。以下對這三個時期的代表作略作分析：

 

 

常規頌聖：1949-66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宣部對領袖畫像提出標準化要求。此後大陸藝術家們只能在被指定的創作題材範圍內作畫，這些題材其實只有兩種：A頌揚領袖的英明偉大；B頌揚工農兵的吃苦耐勞。藝術家們要使用來自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創作符合政府宣傳口徑的作品，才能保證個人社會地位和聲望的存在；而那些無法達到政府要求的繪畫從業者，會被邊緣化和遭到歧視。但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和後期（大饑荒和反右鬥爭之前和之後），政府對藝術家尚有一定寬容，出現了短暫的頌聖創作繁榮局面。下列作品是其中代表：

 

董希文：開國大典，1953年，布上油畫，230x405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歷來圍繞這幅作品有兩個話題，一個是民族化風格，另一個是屢畫屢改，即此畫完成後，隨著畫中人物高崗、劉少奇、林伯渠的相繼倒臺或失勢，畫中人物被不斷去除；又因為董去世較早，這種不斷修改的工作交由其他畫家擔任；到文革結束之後，又在複製品上恢復原畫面貌。

 

石魯：轉戰陝北，1959年，紙本設色，208x208cm，中國革命博物館藏。
作者本意是稱頌毛的偉大，但畫完後在1964年遭某將軍指責，稱此畫有走投無路和懸崖勒馬之意，導致該畫從博物館中撤下。

 

李琦：毛主席走遍全國，1960年，紙本設色，196.5x117.5cm，中國美術館藏。
塑造與民同在的毛形象，曾選入中小學課本。

 

靳尚誼：毛主席在十二月會議上，1961年，布上油畫，160x135cm，中國軍事博物館藏。
這幅畫是1961年中共建黨40周年時的國家委託訂件，是有名的頌聖作品之一。

 

高虹：決戰前夕，1964年，布上油畫，276x233cn，中國軍事博物館藏。
表現毛在西柏坡指揮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的場景。

 

 

狂熱頌聖：1966-76年

 

儘管20世紀的頌聖繪畫大興於上世紀50年代，但其更為廣泛的應用是在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在1971年國務院文化工作小組成立後，促進了頌聖作品的生產。此時毛的藝術形象變得更加理想化和概念化，藝術家們熱衷於使用“紅光亮”手法（溫暖色調和流暢筆觸），同時接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影響，所以毛經常被描繪成“發光體”（發出冷光）。那些資深藝術家和藝術教師們受到不公正待遇，學生畫家和業餘畫家們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很多頌聖作品即出於當時的業餘作者甚至是學生之手。也由於每個人在其時所遇不同，導致現在對此時期個人創作境況有許多不同的表述。老一輩藝術家（當時的教師和知名藝術家）中很少有人說那個時代的好話，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創作權利。而年輕藝術家則得益於當時特有的機遇，他們渴望自己的繪畫能參加展覽及通過海報和報紙廣泛傳播，因此會積極創作頌聖作品。這一時期出現了下列代表作品：

 

劉春華：毛主席去安源，1967年，布上油畫，220x180cm，中國建設銀行藏。
描繪毛走在去安源的山間小路上，據說毛曾在1921年去那裡鼓動工人暴動，此畫在1967年10月首次展出，江青推薦在《人民日報》刊發並作為生日禮物獻給中國共產黨。這是為文革中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據說有超過9億的印刷複製品。

 

唐小禾：在大風大浪中前進，1971年，布上油畫，172.5×294.5cm，中國建設銀行藏。
描繪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游泳後站在一艘駁船上，毛在長江中游泳的行為是通過展示身體力量顯示政治權力，所以這幅畫曾作為海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廣泛散發。

 

陳衍寧：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1972年，172.5×294.5cm，私人收藏。
描繪毛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訪問廣州附近的農村，而這個所謂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了此後國民經濟崩潰和大饑荒。 

 

秦文美：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1972年，尺寸不詳，中國美術館藏。
“秦文美”是1972年第五屆全國美展期間，陝西畫家集體創作所用的筆名，表現毛在抗戰期間有很多閒適時間能與延安的農民聊天。

 

彭彬，何孔德，高虹：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1974年，249x322cm，中國美術館藏。
三位作者均為軍隊畫家，描繪1928年4月3日毛在福建桂東沙田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場景，畫家們設計出逆光效果將其表現為發光體。

 

吳雲華：毛主席視察撫順煤礦，1972年，布上油畫，250x380cm，藏地不詳。
描寫1958年2月13日毛視察撫順煤礦（當時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的場景，是作者受毛的外甥毛遠新所領導的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委託而創作。毛在這個視察兩個月後即發動了荒唐的“大躍進”政治運動。

 

 

後續頌聖：1976-2000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頌聖作品急劇減少，但由於歷史慣性，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仍有少量頌聖作品出現，頌聖對象也可能是新的國家統治者，但影響力和傳播範圍均不如前。尤其1990年代後，由於社會大環境改變，繪畫的頌聖作用已越來越小，也很難得到像從前那樣的國家支持，因此大多數藝術家開始放棄這種吃力不討好的題材，轉而描繪更有利可圖的商業性主題。不過這種情況在近期又稍有改變，如前不久我親見上海某名家製作的巨幅風景畫《梁家河太美了》，或許預示新的頌聖藝術正在復興。

 

李秀實：疾風，1979年，布上油畫，70x140cm，中國美術館藏。
此畫以逆風而行的姿態描繪在現實政治中多次遭遇逆境的鄧小平形象，是文革結束後對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歌頌。

 

劉大為：晚風，1991年，紙本設色，180x160cm，自藏。
通過表現政治人物的休閒生活，從較為新穎的角度讚頌新一代國家領導人。

 

最後需要說明，上述所考都是直接頌聖類作品，就是通過直接描繪國家領導人形象以頌揚其豐功偉績的作品。此外還有間接頌聖作品，即通過對聖地、聖物、聖跡和群眾熱愛領袖之情的描繪，間接起到頌揚國家領導人形象以頌揚其豐功偉績的作用。在1949年以來的中國繪畫中，這樣的作品也是多如牛毛，其中比較知名的有《韶山》（李可染，1974年）、《延安頌》（錢松岩，1960年）、《毛主席詩意冊》（傅抱石，1964-65年）、《日夜想念毛主席》（黃胄，1976年），等等。由於間接頌聖範圍過於廣大，其邊界也較為模糊，所以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