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據台，對於來自北方的日本人而言，台灣的溼熱頗難適應，他們更難以想像台灣的白蟻肆虐，可以將日式建築物全都噬滅，日本人既不會住中國人以土、磚造的合院，移植來的木造房舍又難久存，因此不得不考量以新的建材蓋房子。

 

適時西方的現代建築運動蓬勃，混凝土、鋼與玻璃是摩登的材料，師法歐洲的日本因而嘗試引進新工法、新建材。當時任職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土木課的土木技師十川嘉太郎，靠著閱讀美國的營造書籍，首先在台北、台南為陸軍省建造兵營，採用混凝土作為屋頂、樓板與地坪，建築物呈一字型，以中間走廊方式布局，在兩端與中間各有樓梯通達二樓，屋頂以鐵製的三角桁架形成兩落水的斜屋頂。值得注意的是建築物立面有迴廊，採連續的拱圈，使得原本肅殺的軍事建築呈現難得的律動之美，迴廊還具有減低台灣亞熱帶的直射熱，好使得室內的溫度較涼爽，迴廊的設計方式成為台灣建築的模式，如台灣總督府、台灣大學醫學院舊館等皆有之。這些軍營被設計安置在抬高的基座之上，基座有孔洞可以通風，這足以解決台灣的濕氣問題。從這些關注環境因素的設計，可以發現日本建築師早已具備爾今所倡導的「節約能源」觀念，祇是他們當年所作所為之目的是要適應台灣的氣候。這次的嘗試雖然因為施工不夠淳熟略有瑕疵，可是總體而言是很先進成功的，因此相繼以鋼筋混凝土興建了台灣總督電話交局部 (1908)，台北病院(1916，今台大醫院舊館)，新竹州廳舍(1918，今新竹市政府大樓)，台北郵局(1929)等。

 

這兩幢分別位在南北的軍營，至今有一倖存，就是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舊文學院、大成館與禮賢樓等，早年作為台南步兵第二聯隊的營舍，其主入口的古典式樣是台灣日據建築的逸品之一，如今這些建築物都已被列為古蹟。

 

放眼細觀台灣的古蹟名單，內中不乏許多日據時期所興建的建築物，諸如︰位在台北市的台灣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國立台灣博物館與新竹市火車站、台中市火車站等。這些建築物的誕生顯示台灣的建築隨著時代變遷有了重大的進展，誕生了前所未有的類型。

 

清朝劉銘傳治台之時，於光緒十三年﹙1887﹚興建基隆到台北之鐵路，這是台灣鐵道的始祖，日人據台，為了將台灣作為南進基地，鐵路建設成為治台的要項之一，首先於1901年將鐵路從台北延伸至新竹，因此基隆火車站與新竹火車站兩幢車站建築的興建就格外具有特殊的意義。基隆火車站係於1908年完成，建築風格屬於法國古典樣式，主入口處有一個方正的門廊，這是日據建築典型的手法之一，好讓使用者免受日曬雨淋之苦，而且能藉此突顯出大門所在。其屋頂開有「老虎窗」，就像巴黎街頭眾多建築物的「馬薩」屋頂一般，二樓的三角山牆與拱窗等元素皆屬台灣建築罕見的元素，由此見證了日本人在西化過程中，移植歐洲建築至台灣的情況。屋頂上聳立的鐘塔是台灣火車站的特點之一，在新竹、台中等地的火車站皆可見，雖然各地的鐘塔造型殊異，可是報時的功能，藉由建築造型傳達準時之目的則一致。可惜基隆火車站已遭拆除，如今只能從舊照片追憶其美麗的身影。相形之下建於1913年的新竹火車站，則成了台灣現存最古老的大型火車站。新竹火車站的門廊設計成高達二層的拱門，大不同於其它火車站，其巴洛克式的風格增添了車站的華麗感，在拱門的兩側，位在屋頂的兩個圓窗與立面的拱窗相輝映，份外的使得整幢建築物富於韻律感，難怪會被視為台灣火車站的瑰寶之一。

 

設計新竹火車站的建築師松崎萬長曾留學德國，基隆火車站亦出自其手，他在台灣的作品包括台北市延平南路的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即現今之鐵路管理局。松崎萬長是日本建築界惟一擁有世襲爵位的貴族，因此有人揣測他是孝明天皇的私生子，事實真相難以稽考，有趣的是日本皇室從未加以否認。2004年6月郵政總局發行壹套火車站郵票，基隆與新竹兩地的火車站皆被選入，作為都市門戶的火車站是大家共同的記憶，是都市的重要地標之一，對於有九十餘高齡，猶能保有原本風貌的新竹火車站，路經之時不妨多看幾眼，仔細欣賞其建築之美，畢竟它是台灣歷史的實質「證人」也。

 

火車站是台灣土地上新的建築類型，銀行建築亦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人引進了新的金融體系，並且以宏偉的建築來彰顯企業的形象。建於1938年的台灣銀行總行堪稱是代表之一，台灣銀行總行的房舍早在1903年時以文藝復興樣式興蓋木造建築，但被白蟻蛀蝕，乃於1938年在台北市重慶南路現址興建富於古典風格的建築，二樓正面的八支高柱，其柱頭是埃及式的紙草裝飾，而非希臘式的茛苕葉，這種異樣的手法，從該建築物屋頂非斜坡而呈水平，在在說明日本建築師受現代建築影響，嘗試趕上時代的企圖心，如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北支店 (1922)、台北市菊元百貨（1932）、台北酒廠（1932）、台南市末廣町商店（1933）、基隆港合同廳舍（1933）等皆是日據時期典型的現代建築，共同皆以鋼筋混凝土興建之外，橫向的長窗與水平的意象是他們的共同點。

 

不過現代化的企圖在「東洋精神、西洋藝術」的政治正確氛圍之下，日本人以大東亞共榮圈盟主的身份，於日據末期推動「興亞帝國樣式」，乃將建築物的屋頂設計成四落水的尖頂，意即將日本式的屋頂加置在中央的樓頂，形成高聳的形象，其目的在彰顯日本帝國的主體性。屬於此風格的建築物有：台北高等法院（1934），高雄州廳（1938，今高雄市歷史博物館）與高雄火車站（1940）等。

 

在日本帝國的主體性心態下，其高峰就是自1937年開始的全民化運動，台灣總督府開始一連串的「去中國」措施，如1938年起台灣人要服志願兵役，1940年2月修訂戶口規則，漢人要改日本姓氏，1940年底台灣人不可再祭祖，不准在學校講台語，從此要祭拜神社等。因此在建築領域，神社成為台灣土地上重要的景觀，神社入口處有高大的鳥居，是極醒目的建築元素。雖然目前眾多神社或遭國民政府下令拆除、或因為年久早已圮毀，可是不少的鳥居仍屹立著，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北側靠襄陽路側，就有一座鳥居，其還是第七任台灣總督明石二郞墓前的遺構。位在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的碧蓮寺入口，其原本是日本移民「豐田村」的鳥居。現嘉義市中山公園內的市史蹟資料館，其前身係嘉義神社（1915），縱然鳥居不復存在，可是建於1943年的社務所、石燈籠與石獅等依然存在，讓人尚能略窺日本建築的特色，該地現今已被嘉義市規劃為「嘉義市史蹟文化園區」。而全台保存最完整的神社就屬位在桃園縣虎頭山者。

 

桃園神社建於1938年，規模包括本殿、拜殿、社務所、手水舍與鳥居等。桃園神社的保存頗具傳奇的歷程，光復後國民政府將此神社改為忠烈祠，鳥居被拆，其餘部份皆保有原貌。1984年縣政府擬拆忠烈祠改建，負責的建築師李正隆發現此神社建築極具特色，乃發起保存運動，經桃園縣議會於1985年6月7日決議予以維護保存，從此開啟了保存日據建築物之先河，由此可知其意義之重大。李正隆建築師認為神社代表日本的「伊勢美學」，而「伊勢美學」的根源是中國的唐朝風格，追本溯源可藉此讓大家明瞭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更可讓大眾加以比較中日建築遞演的狀況。1931年前全台有神社25座，「皇民化運動」啟動，日本採「 一街庄一社」，全台的神社激增至204座，按神社分七級，最高級是由皇室奉獻的「官幣社」，接續是國幣社、府社、縣社、町社、村社與無格社。桃園神社屬於縣社級，惟其木造施作頗精緻，木作欄杆、階梯、扶手、柱身等皆未上漆。未上漆的神社，以「素顏」迎接來訪者，相較於台灣廟宇的五彩繽紛，這實在是一處極端對比的文化建構，可以供人們有另一番的建築體驗。

 

台灣曾經有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外來政權統治，不過以日據時代所遺留的建築最眾多、最多元。1974年2月之際日據建築遭到浩劫，因為內政部函告所有機關，要清除台灣日據時期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的殖民統治遺構，許多寺廟內牆壁上的日本年號被挖除，許多神社遭拆除；八○年代房地產興盛，許多日式宿舍遭到第二度浩劫被高樓所取代。歷史是延續的，不容粗暴的任意抹煞，作為歷史文化見証者的建築，應該適度的加以維護保存，桃園神社於1994年2月被公告為三級古蹟，這象徵台灣的古蹟保存擺脫漢人的沙文主義，不因為日本人曾經佔據台灣的恥辱而排斥外來文化，我們開始擁有較宏觀的胸懷，能夠公允的看待台灣這塊土地曾經所發生過的所有歷史。